冷坚 马建庭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高级顾问张朋川收集的92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画瓷器，于2005年6月3日至6月20日在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李品德先生收藏的30件民国初期时装。这批粉彩瓷器为民国初期（公元1916年至1928年）景德镇窑烧制，品种有大瓶、对瓶、长颈瓶、盖罐、对罐、帽筒、瓷饰片、茶杯、花插、肥皂缸等。人们从这些五彩缤纷的瓷品上，看到了近百年前中国社会的生活风尚，特别是民国初期女子生活的风情和时尚潮流。

　　张朋川，今年63岁。1965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系毕业后，便被派往甘肃工作，直至2000年调苏州时止。期间，曾任甘肃省博物馆分管业务副馆长，是我国著名的项尖彩陶专家、国家文物局西北地区一级鉴定专家、考古研究员。1969年，他和农民一起清理雷台汉墓时发现的三足腾空、一足踏飞鸟的铜奔马，现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识。1978年至1985年他在甘肃主持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野外发掘工作，先后清理房址226座，灰坑328个、墓葬76座，出土彩陶等文物7600余件，填补了我国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缺环。“他所发现的大地湾仰韶文化时期居址地画，使中国绘画最早的实物资料的年限提前了二千五百多年，这是近年来中国绘画史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台湾1987《雄狮美术》）在挖掘彩陶的同时，他还研究了嘉裕关、武威、酒泉、玉门、兰州等地古墓壁画，临摹大小壁画一百多幅。其中有64幅在日、英、美等国展出。他在1990年著的《中国彩陶图谱》有文字25万，绘图2500张，是一部集中国彩陶之大成的专著，从而获得了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金奖。他于2003年著的《中国汉代木雕艺术》也获得了第二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三等奖。在此期间，他还多次应邀到日本、新加坡讲学。2000年，调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任博士生导师，传授艺术史论。然而，全国各地研究彩陶的专家、学者，仍不时地来苏州请教张朋川教 授。

　　那么，闻名全国的彩陶专家张朋川又是怎么与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结缘的呢？开始，纯属偶然。他第一次见到民国时装人物画是无意间在一个文物商店柜台中发现的。那是一件边缘呈波曲状的叶形瓷片。瓷片上画着一位站立的身穿露胳膊和小腿服装的大脚女子，手中持有鲜花，身后是两株桃花；上面还有“利生工厂”四字。这种画有时装女子的瓷器，他在以前从未见到过，但一旦见到后，便产生了相识相知之感，便买了下来。于是便有了第二件、第三件……。而促使他下功夫收集研究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的是一件刷有红漆的大瓷瓶，瓷器上的红漆是文革中“破四旧”期间刷上去的，买回去后，他用香蕉水洗刷去红漆，惊喜地发现上面有6个不同姿态的女子围着坐在椅子上拉手风琴的女子，在她们的背后则是洋楼，洋楼上又挂着两面交叉的旗帜，一面是五色条形旗，一面是铁血十八星旗。经考证，这两面旗帜分别是最早的中华民国国旗和陆军旗。瓷器为1919年出品。张朋川教授由此认定了这些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的重要价值。此后，他在其母亲和夫人孟晓东的协助下化了十多年的功夫，先后收集到100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画瓷器，足迹遍及甘肃、青海、北京、四川、浙江、江苏等地。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

　　张朋川教授对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的发现和研究，为我国文物收藏界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也为我们苏州市的文物收藏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张教授发现的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填补了中国陶瓷史及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空白。在厚厚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关于民国的瓷器，只简单地写了一句：“二十世纪上半叶，瓷器衰败……。”在众多的美术史书和文物收藏书中，亦很少谈及民国的瓷器和其它的工艺美术品。张教授收藏的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告示我们：世人应当重新审视民国的瓷器。从张教授收集的这批瓷器来看，民国瓷器在绘画技法，瓷釉工艺等方面都是有发展的。单就描绘时装人物的瓷器而言，就是前所未有的。这就为史学家修编中国陶瓷史和中国工艺美术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史料。再者，张教授收藏的这些瓷器，也为我们研究中华民国初期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风俗等提供了难得的珍贵资料。特别是为研究民国初期妇女服饰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实物标本。观看这批瓷器就犹如观赏一场丰富多彩的民国初期女子的时装表演：或穿深蓝色短立领中袖衫，或穿湖蓝色花绣衣，或穿胭脂色薄衫……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诚如张朋川及其女儿张晶所著的《瓷绘霓裳》一书编后语所说：

　　“国门乍开，西风渐进。

　　新妆时样，翻起观念更新的浪潮。

　　民国初年的时装美人，

　　画在瓷器上的“老照片”，

　　勾勒出近百年前社会生活的风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