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 若水

　　“传万世而不朽，历劫难而如堂，留千古而永存。”方正坚硬的砚台，君子文人见而喜之，喜而传之，千年不朽。一方砚台有长久的生命力，可一门艺术却难以经受岁月的侵蚀，时代的变迁。

　　古城苏州是手艺之城，苏州的制砚匠人曾经用出色的手艺，为后人留下了一方方古朴端庄的砚台；而位于苏州灵岩山以西的藏书镇，是著名的砚台之乡，石雕之乡，一千多年来，始终传承着苏州的制砚传统。

　　但是，世易时移，小镇藏书如今上千石雕匠人却盛况不再，制砚之乡的声名鲜有人知。苏州首批民间艺术家之一的藏书石雕名家蔡金兴感叹，一门光辉的手艺，如今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历史久，曾经辉煌

　　藏书镇边马岗山，又名观台山，边上有个藏书砚台厂，1966年开厂，上世纪90年代初走向衰弱，如今卖卖山上石屑，给水泥厂供应原料。回忆这些往事，曾在砚台厂做技术指导的蔡金兴感慨万千。

　　蔡金兴，1968年进入藏书砚台厂，当时他15岁。那时候，藏书有两个宝，一个是羊肉，另一个就是砚台。蔡金兴说，当时砚台厂热热闹闹，老是成批成批地把砚台销售出去，但那还不足以道尽藏书人的砚台情节。藏书人的生活从未离开过砚台：小孩上学时可能没有文具盒没有书包，却不会没有砚台；踢块地上的石头，很可能就是个砚台的毛坯；改革开放后，没能到厂里去的人就专做砚台，有饭碗的人也要在家里铲铲石头，把制砚当作副业。蔡金兴说说：“讲藏书有上千艺人，绝不为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刻上几刀。” 在蔡金兴的口中，藏书砚台是本翻不尽的书。蔡金兴说，提起砚台，人们自然联想到广东端砚和安徽歙砚，却很少有人提起苏州，事实上，苏州的制砚历史完全应该被浓墨重彩地抒写。苏州出现过一大批杰出的砚台大师，清代的顾二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制砚大师，近代的陈端友也是一代制砚大家。即使端砚歙砚中不少传世精品，其制作者也是心灵手巧的苏州匠人。藏书则是苏州制砚之乡，藏书附近有很多山石适合制砚，当地人完全用好了这份上天赐予的财富。藏书砚台本名为蠖村石，但由于石质与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极为相似，便被世人误作澄泥砚。蔡金兴说：“澄泥砚在宋朝时已几乎绝迹，现在传下来的很多澄泥砚，包括被珍藏在博物馆，或者拍卖会上价值十几万元的‘澄泥砚’，其实大多是藏书砚台。” 可是，在今天的藏书，从事砚台制作的艺人已大为减少，能刻出几方好砚台的更是寥寥无几，而像蔡金兴这样能把藏书制砚的前世今生讲出来的，或许没有第二个人了。 价格跌，艺人逃循

　　硬笔的推广让砚台的实用功能大减，而渐渐成为收藏品。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藏书砚台厂的砚台销路渐渐萎缩，不少家庭不再以生产砚台为副业，将雕刀扔在了堆放杂物的角落，孩子们上毛笔课不愿磨墨了，直接用墨汁就行。而在此之前，苏州城里的砚台制作早已踪影全无。

　　许多以制砚为生的藏书人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开始转换门庭，换手艺甚至打工。但聪明的藏书艺人又迸发出新的创造力，当宜兴紫砂茶壶在市场上被广泛认同的时候，藏书人开始了石壶创作。

　　在藏书，蔡金兴是最早开始石壶创作的艺人。他说，石壶一面世，就大受欢迎，结果藏书镇几百户人家纷纷重操旧业，而且大多是夫妻合力，父子同心，盛况空前。技艺精湛的艺人虽不能靠着石壶发笔横财，但至少可以维持生计。更重要的是，当时创作的很多精品石壶为社会留下了财富，使藏书石雕又延续了生命。 但是，藏书石刻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没有扶持，没有鼓励。艺人们自己闯路子，商人们互相斗法，压低价格，以量进取。蔡金兴说：“起初最低档次的茶壶，都要卖50元左右一把，到现在，最便宜的不足20元!”他计算说，一个石壶成本不菲，一块石头至少四五块钱，用机器掏挖也要四五元，再加上制作成本，加上打磨上色，一把茶壶制作起来很麻烦，却往往无钱可赚。

　　蔡金兴在砚台厂里的一个同事，制砚和壶的技艺都很不错，卖出的价格也不便宜，每天能赚上六七十块钱，但最终却去打短工，帮人家掘树抬树。这个艺人说：“现在树木生意很火，经常有短工活干，我有一身力气，不怕吃不了饭。现在赚的钱不比以前多，但是现在不用老动脑筋，不用老是窝在家里，我可以到外面多走走，这样心情也开朗了许多。”

　　蔡金兴说，现在赚钱的行当多了，石壶砚台不再那么不可或缺。十几年前的热闹场面再也找不到，上千艺人的盛况一去不返，如今从事石壶生产的藏书艺人，不过六七十个，而坚持做传统砚台（如今还有人做雕塑式的大砚台，但都不是本地人）的，大概只有蔡金兴一个人了!

　　扶持少，声名大跌

　　历史上藏书砚台声名与镇湖刺绣不相上下，但如今前者却名声大跌，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手艺，要想卖出个好价钱难上加难。

　　蔡金兴说，到藏书来买砚台石壶的人，大多是来吃羊肉的食客，来游山玩水的游客，或者就是路上经过的过客，慕名而来的人很少。很多人完全不知眼前的东西是石头做成的茶壶，一进店门头一句话就是：“什么做的?这哪里像是石头的?有人干脆质疑：“这个是泥捏出来的吧?”

　　还有一个北京客人，几次到蔡金兴那里买工艺品，有一回竟和蔡金兴争执了起来，说：“老蔡，你说别的，我都相信，你说这些东西是手工做的，我没办法相信的。你看那个龙的砚台，雕刻起来那么繁琐，如果手工做的，一千多元怎么可能卖出来，至少三万四万的价格!我看，这个是机器模子里出来的!”蔡金兴听了感到一阵悲哀：竟有人以为这里的砚台是用模子打压出来的!藏书砚台，真的要好好振作了!

　　如今每逢秋末冬来，藏书都会吸引来自苏州上海等地的客人前来品尝羊肉；藏书的穹隆山和天池山是著名的景区；藏书的花卉苗木也卖得很俏。但是，蔡金兴说，如今藏书石雕差不多沦为了附庸，很少有人知晓这门手艺，甚至苏州的“民间工艺谱”上，都渐渐冷落了砚台这个音节。他认为，藏书砚台和石壶都应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宣传和引导，并且重新赢得世人认可，抬高身价，让更多的艺人回归。

　　质量差，克隆频频

　　“工艺品没有质量，怎么打响品牌，怎么生存?谈起藏书石刻现状，蔡金兴十分担忧。蔡金兴的“慧石居”工艺店以卖精品砚台和石壶为主，他说，这些精美的作品从来不乏买家，可惜产量不多，因为拥有一手好手艺的人太少。藏书镇多数石壶店，以批发为主，一箱箱乃至一车车的“大路货”卖出去，可雕工精美的作品始终不成气候。档次较低的作品每件在20元至50元之间，而质量好的可在数百数千元乃至上万元，为什么艺人们不求精雕细刻，却纷纷粗制滥造呢?

　　蔡金兴说，这和大家的心态有关：工艺品的制作需要积累，可多数艺人却急于赚钱，手艺没到家却纷纷速成，只是模仿别人的作品。质量不好，却以数量取胜。蔡金兴拿出了两个石刻茶壶作品，一件是自己制作的“卧竹提梁壶”，一个是外面冒牌的卧竹提梁壶。笔者看到，两件作品样子大致相似，但细看这下相差迥异，前者做工考究，形神兼备，竹片在强大外力的压迫下不屈不折，显示出旺盛的斗志和勃勃生机。而后者却毫无意境，雕刻的竹子极为粗糙，令人望而生厌。他说：“很多人采用机械化生产方式，专门制作同一款式的产品，速度快，效益好，却没有创造力。”蔡金兴说，有的款式，十几年里，已经生产了成百上千把，这样的作品，凭什么让人掏钱购买?还有些人，投机取巧，在石壶上刻了名家的名字，想卖贵一些。蔡金兴迫于无奈，只得于去年7月将自己的名字申请注册了商标。

　　蔡金兴说，之所以纷纷克隆，并非大家没有创造力，而是懒得创作。蔡金兴说，当初他学习石雕的时候，买了无数的书，连报纸上的一些有用的图案都剪下来，学刻螃蟹的时候还特地到沟里捉了几个描摹。如今，谁会有哪样的劲头?谁会这样钻研?只是狠命抄袭罢了，目前藏书市场上，至少半数石壶克隆了蔡金兴的款式。

　　可以肯定的是，精制滥造，任意克隆，是阻碍藏书砚台发展的瓶颈。

　　传承难，前途未卜

　　蔡金兴在80年代初收了些徒弟，如今只有几个依旧从事石壶制作，但却有好几个人转了行。蔡金兴说，他的几个徒弟，技术都出类拔萃，可却不愿意从事这个行当。一个徒弟如今去公路边修车了，他抱怨做石壶老是呆在家中，很闷；一个徒弟在开货车，他说长期做砚台，肩膀过于吃力，已经落下疾病，所以想换个行当；一个徒弟每到开羊肉的季节，总要去开羊肉店，自己当老板。

　　在十年前，还经常有人想拜蔡金兴为师，学做砚台石壶，蔡金兴难却亲戚朋友情面，带了几个；但想做徒弟的实在太多了，他不得不花时间来推脱。如今，想来拜师学艺的人大大减少了，而且蔡金兴说：“多数人只是想谋条生路，急着赚钱，死记硬背做两个茶壶，却不能自己创作。怀着这样的动机，没法开动自己的大脑，没法学好技艺。”

　　蔡金兴说，归根到底，之所以这个行当不被重视，有几方面的缘故。一是经济因素，石雕行业未必能比其他行业赚钱，许多人自然不再感兴感。二是观念问题，石雕生产者地位不高。

　　当地人觉得这是个吃力的手艺，而且很脏，要一口口吸进石屑灰；无论谁，只要读书好，出去找到个单位，哪怕赚的钱再少，也是谋了个好差事。有人甚至劝自己孩子：“好好读书，将来别去做茶壶!”

　　蔡金兴时常感叹，上千艺人，如今还剩多少?这其中又有多少人真正掌握了石雕技艺，有多少人真正能传承这份技艺?

　　蔡金兴傍晚有时会散散步，走到一里外的马岗山，看看那个曾工作了二十几年的砚台厂。蔡金兴会回忆起当初艺人工作中发出的爽朗的笑声，而今，却只有装着石屑的拖拉机缓缓经过。这里，已经不再是石雕厂；这块地方，还不知会不会继续保留石雕这个曾经光辉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