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故居

　　道光十四年(1834)，潘曾莹的父亲，也即潘祖荫的祖父——历任乾隆、嘉庆、道光、成丰四朝高官的状元宰相潘世恩，得到御赐圆明园宅第的恩赏，这对“贵潘”家族来说自然是无比荣耀的一件火事。后潘曾莹将南石子街旧居，特仿其父潘世恩京城御赐第格式，改建为坐北朝南的大宅，占地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宅分三路五进，中路各进皆为楼屋，两侧厢房走廊，连通为走马楼式，其间庭院宽敞。第四进楼面阔三间带两隔厢，宽约16-2米，进深13．9米，高约10米，扁作梁，装修精致。西路有砖雕门楼，题嘉庆年款。正门外有拴马环3处。惜东路前部原庭院已废。改建后的潘宅规模宏火，虽为潘曾莹所有，但潘祖年、潘祖荫也在此居住。

　　潘祖荫，字东镛，号伯寅，清道光十年(1830)生于北京米市胡同，自幼好学，精通经史，涉猎百家。成丰二年(1852)壬子科殿试得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初年迁光禄寺卿，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同治五年(1866)任工部尚书；光绪年问累官至刑部尚书、军机大臣。他虽身居高位，却勤于政务，秉性直爽，为人谦恭，广结天下朋友，任贤爱才；曾三次鼎力密保左宗棠，使其最终成为“同治中兴”的得力重臣。潘祖荫为官体恤民情，常为民请命。同治二年(1863)曾上疏请允减免江苏赋税；民间遭遇水涝灾害，他曾先后亲书“告灾乞赈”文书成百上二千封，并想尽办法“饥者给食，寒者授衣”，为民救灾，无微不至。最后即因救灾积劳成疾，于光绪十六年(1890)卒于任上，赐谥文勤。

　　由南石子街8号进门，第一进房屋已破旧不堪，翻轩和楼梯栏杆尚完整，楼厅花窗纹饰细致，厅后有一座砖刻门楼，额题“绥德流芳”四字。第二进房屋经翻建已非旧貌。第三进厅堂面积较大，面阔三间，有翻轩，四架大梁雕花精细，柱子粗硕，夏布泥墁，涂以黑漆，下承青石鼓墩柱础。大厅前部虽已翻造过，然整体结构基本保持原状，厅两侧各有备弄进出。第四进仍保留着石库墙门，大门外还有拴马环。

　　除南石子街6-10号之外，迎晓里12/1、12/2号亦为潘宅的一部分。此处门前有古井一口，墙上有《五圣阁碑》石刻两块，但字迹已很难辨认。12号原为潘氏家庵。第一进三开间，落地长窗八扇，梁架尚好，翻轩、地板基本完整。第二进也有翻轩，前有花窗，歇山式屋顶，立柱同为夏布泥墁黑漆，青石鼓墩柱础有浮雕，惜落地长窗已损坏……

　　当年潘祖荫打理政务之余，对金石、图书特别嗜好，尤喜收藏三代文字。著有《滂喜斋丛书》等。今苏州市图书馆藏有《潘祖荫信札》（稿本）等。潘祖荫每发现彝器文物，必“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惜”。其“攀古楼”专藏青铜器。潘祖荫去世后，大部分的文物珍品，都由潘祖年运回苏州，庋藏在南石子街旧宅内。1937年抗战爆发前，南石子街潘宅仍有藏品数百件之多。大克鼎、大盂鼎和毛公鼎，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三件西周青铜重器，前两件就为潘氏收藏，故曾刻有“天下三宝有其两”印章一枚。两鼎腹内铸有铭文，记载西周土地制度和官制等，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当年朝中向“潘大人”，索要两鼎铭文拓本者甚多，然因原件拓本寥寥无几，仅有少数至亲好友才得以如愿。

　　抗战沦陷时期，曾先后有七批侵华日军闯讲潘宅“抢宝”，幸亏潘家早作准备而未遭洗劫。建国初期，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即潘祖荫、潘祖年的孙媳妇才让当年深埋于地下的稀世珍宝大克鼎和大盂鼎重见天日，并无私捐赠国家收旖——大克鼎今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人盂鼎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2004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最高礼遇为潘达于的百岁寿诞祝寿。当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健步走人上海博物馆大厅时，前来祝福的人们全体起立，大厅里晌起了经久不启、的掌声。掌声表达了人们的敬意，掌声更在祈福：仁者寿。此时，就在上海博物馆四楼“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孟鼎、大克鼎回顾特展”展厅里，从苏州南石子街老宅献赠国家，在祖国南北各镇一方、分别了50余年，又遥相呼应了半个多世纪的两座宝鼎——大盂鼎、大克鼎静静地伫立着，它们一定也在为这位老人祈福，因为它们浩瀚的历史得以留存和再现，离不开这位视宝鼎如生命的世纪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