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故居

　　 后来他又在一所工业中学学习了二年。由于他自幼爱好文学，在中学读书时，连续办了几期《嘤鸣杂志》。后又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其后曾当过《苏报》记者，常高谈国事，撰写论文。而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的“学校”，却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1941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子弟小学任教，有机会去探索那浩瀚的珍贵藏书。随后，茅盾也来到了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两人由于思想相近，遂成挚友。后来他又进了进步书局，参与编辑《历代文评注读本》、《历代诗评注读本》。但由于当时他很年轻，虽然出力挥汗，却没有署名。他在爱国女校、东南体育学校兼课时，有鉴于当时没有一本系统的体育历史课本，于是他凭借涵芬楼，博引古今史料，终于写成了《中国体育史》，于1918年8月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体育专著，后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

　　 但作为一位在学术领域中奋发上进的学人，他决不甘心浅尝辄止。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来临时，郭绍虞去了北京，一面为《晨报》撰稿，一面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发奋学习英、日、德三种外文。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有译文问世，先后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圣西门、傅立叶、拜伦、莎士比亚等名家的作品；特别是翻译r《马克思年表》刊载于《晨报》上，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有关马克思生平的资料。以后，他还在《晨报》上连载长篇论著《艺术论》达半年之久，约十万多字。其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潮，他也喜爱写新诗。1920年10月瞿秋白同志以《晨报》驻苏联记者身份赴莫斯科，他和秋白同志非常友好，就热情地写了《流星》一诗赠别。在郑振铎、朱自清八人诗集《雪朝》中，他的新诗就被收入了16首。

　　 1921年他由胡适、顾颉刚推荐，任福州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台，时年仅28岁。

　　 人们往往认为郭绍虞是一位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其实他在现代文学、史学、美学等领域都有研究。1920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的12人中，他就是其中的一位。

　　 到福州协和大学任教后，他仍然和文学研究会保持密切的关系，积极为其所出的《文学旬刊》、《诗》月刊写新诗、散文，以及学术方面的文章，发表了新诗《雨后》、《江边》、《矛盾》等佳作。

　　 l927年后，郭绍虞到燕京人学任教，开始潜心于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他自己也这样说：“开始钻进了象牙塔、故纸堆。”他学识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对文学、训诂、音韵、语法、修辞都有研究。1934年曾在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写道：“《文心雕龙·序志篇》之批评以前各家，议其‘各照隅室，鲜观衢路’，在我呢?愿意详细地照隅室，而不能粗略地观衢路……”1982年他又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自序中写到：“《文心雕龙》在注述各家论文之后，给以一总评，称为‘各照隅室，鲜观衢路’，我以为这个评语可以用来对照自己的治学方法，因即以‘照隅’命室，而且‘照隅’二字的字音和‘绍虞’有些相近，取以自傲，恰正合适”。郭老治学，博览群书，博采众长，披沙拣金，提要钩玄，从而理出了事物的规律性，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我国现代第一部系统而有学术价值的文学批评通史专著。又如他的《语文通论》、《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也都是自成一家之说。

　　 郭绍虞的治学方法可说是严谨而科学；治学精神更如汩汩泉流，长年不息。即使卧病在床，仍要叫他夫人备一小木桌放在棉被上，然后伏案写作。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众所周知，而他在书法、艺术方面功底也很深。书法可谓家学渊源，五世祖根梅公就以书法著称，父亲鲁卿公也写得一手好字。郭绍虞对家传手迹、名家墨宝常常凝神品玩、模拟，深得其精髓。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孜孜不倦。有一位书法家评论说：“白石老人的书画愈老愈辣，郭老的字则愈晚愈秀。”他不仅善于书法，而且精通书法理论。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郑振铎合编了《北平笺谱》，特请沈尹默题写书名，郭绍虞手书序文，成为书坛一段佳话。后来他又写了《从书体中窥测字体的演变》等十余篇论文。对青少年学书法，他也有一套见解：“以为临习正楷、行书为主。”正楷方面，他觉得“欧体险劲过之，似不宜初学；虞世南、褚遂良的字体既沉厚稳重，又流动顾盼，是临写的范本。行书可学苏(轼)、黄(庭坚)、米(芾)，然米点划跳荡，切不可沾染其习气。”他最反对有些人不重基本功，书写怪奇之体，眩人耳目。他曾有这样一首诗：

　　 书法小道本平常，稍涉玄微转渺茫。

　　 悟到我行我法处，随心弄笔又何妨。

　　 因此他极力主张对青少年要加强书法教育，同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当起孩子们的书法启蒙老师，邻居爱好书法的孩子上门请教，总是悉心指导。后来他体力日衰，双手颤抖，但仍坚持作书；将一根竹竿悬在天花板下，竹竿下再挂．靼料圆圈，将右手伸进圈内以稳定腕力，然后握管作书。

　　 郭绍虞的立身行事，也足以为后人学习。他在家中尊老爱兄，团结和睦。自己节衣缩食，赡养父母却很丰盛。其兄郭际唐是一位有学养的中学教师，他们弟兄俩互通有无，悌爱至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他始终坚持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在完全背瞒本人的情况下，日伪“华北作家协会”竟将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各单。他知道后，不顾安危，愤然去信责问，“华北作家协会”也无可奈何，只能复信道歉。在此处境下，他宁守清贫，拒不与日伪同流合污；有人写文章攻击他，他写《高调歌》来反击，以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为了强迫他任教伪北大，竞将他关押两天。获释后，他在燕京大学讲坛上上了“最后一课”，朗读了《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悲歌当哭，满座泣下。接着就携眷南下。为了生计，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夏、光华等大学兼课。当时家中孩子较多，又有老母在堂，生活负担很重，但他安贫若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郭绍虞又积极投入民主运动高潮。1947年，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任同济大学教授联谊会分会主任。因此，他的名字被列入了黑名单。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他仍伏案著书。在20世纪40年代，除了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外，还出版了《学文文论》、《语丈涌论》等学术著作。

　　 1949年上海解放初，陈毅市长接见了一批文化界著名进步人士，郭绍虞也在其中。其后他即在复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从此，他多次修改旧作，著述新作。《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就是在50年代末完成的，同时还校释了《沧浪诗话》。1962年他又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先生的一生，真可谓著作等身。身后，郭夫人张方行女士还为他整理了((照隅室杂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的一生，还是追求真理的一生，1956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郭家世居苏州，由于家境贫寒，并无房产，一直租房居住，不仅条件差，而且经常被迫搬迁。1927年，郭绍虞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后，生活较为安定，也略有积蓄，遂在苏州购下大新桥巷一处建于晚清的普通民居，以奉养父母安度晚年，并请当时在家乡任教的兄长郭际唐一家陪伴父母同住，自己则常在假期回苏州看望双亲。

　　 该处故居即今大新桥巷13号。据郭绍虞子女回忆：大门外沿河曾有一高大照墙，两旁是下到河埠的石阶。穿过门房，经由弹石铺就的天井通往轿厅，天井两旁砌有白色矮墙。

　　 轿厅后的天井也是弹石铺砌，西侧靠墙有一花坛，种有蔷薇、栀子等花木，也有些太湖石。东侧是走廊，廊的外侧有矮墙。

　　 过天井是花厅，厅后有一拱门，上有郭鲁卿手书篆体“大富贵亦寿考”六个大字。进入拱门，右侧为方厅，厅内方砖铺地，房顶很高，夏季极阴凉。墙的上部有气窗，窗上镶有各种颜色的花玻璃，需用绳索拉动开闭。方厅外室有口水井，夏口可作冷藏用。室内周边有靠背椅和茶几，中间有张长桌，侧面两张沙发是仅有的西式家具。郭绍虞常在方厅内会见文化教育界的友人。方厅内室与外室之间有木雕长窗隔断，内室为书房，抗日战争期间郭绍虞由北平带回的几十箱书都曾放任此处。

　　 位于方厅西北的大厅是主要的会客场所。厅内正面长方条桌后墙上，挂有似是神仙的人物画中堂‘幅一t题“大富贵亦寿考”六字。画两旁墙上和后庭柱上都挂有对联，其中一副系王同愈所书。厅内一色红木家具，太师椅背上镶嵌有大理石。厅南面向天井的是一排落地长窗。天井以石板铺地，放着几口大缸，有的用以接盛天落水；还有两口是郭鲁卿老人种荷花用的，夏日花开，红白二色与绿叶相映。天井南面墙上有绿色琉璃瓦当花墙洞。天井西侧是郭绍虞母亲早晚念佛的佛堂。大厅背后两间住房通向小天井，也是落地长窗。小天井内有一口井，是日常饮用的。后面灶间天井内还有…-口和隔壁安节局共用的水井，供日常洗濯用。

　　 大厅西侧是女厅，油漆暗紫红色。沿天井也是落地长窗，厅内也有字画对联。天井内也有水井。女厅楼上是郭际唐一家居住。由女厅再往西，是郭绍虞父母(父郭鲁卿1937年抗战逃难时在苏州乡下东山去世，母朱漱芳1947年于故居去世)和自己一家居住。父母在楼下，自己在楼上。面向天井也是落地长窗，天井内有一小花坛。位于两北角的后门，经一小园与斛子弄相通，园内有一株枣树和一些花草。

　　 郭绍虞先生病逝于1984年6月23日。今年恰逢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先生谦谦君子之风和忠厚长者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亲友和学生们的心中，而先生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累累硕果更是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