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烟疏雨过枫桥

王稼句

　　枫桥，在苏州阊门外九里的枫江之侧．襟带通衢，烟波明瑟，可以说是邻近城郭的一个集镇，自古以来，就是非常热闹的去处，它又是苏州西北的一个门户，凡乘舟而行，往北去或由北往南来。都得在此经过。清钱塘人吴锡琪《还京日记》记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二日晚抵苏州，“四日，晓冒雾发舟，天水混合，孤帆摇曳，洋洋无依，至浒墅关始开霁，午过望亭，茂林修竹间枫树一株，红衣晒晴，倚水独立，宛如戴文进《秋江图》。”山阳曹钧《南游笔记》记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二十六日抵苏州，“平明过浒墅关，舟次官塘，菜花夹岸，抵阊门。”又吴县人顾禄《省闱日记》记道光二年(1822)七月七日自苏州北上，“更次出浒墅关，宿望亭，柝鸣野戍，秋暑蒸人，弘月欲坠，姑就枕席”。在这些日记里．都未记枫桥之名，然而正说明了枫桥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北而来，过望亭、浒墅关后，苏州城近在咫尺，便急急行船，不知不觉已经过了枫桥，只望见闻门巍峨的城楼了。从南往北，苏州是三吴都会，一定稍作勾留，翌晨发舟，也在不知不觉之中过了枫桥，山水渐渐亲近，一片田野风光。正因为如此，在那些纪程日记里，自然会遗漏掉枫桥的。然而凡游历苏州，寻访苏州山水，枫桥是必去造访的，如王士稹便是，《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记顺治十八年(1661)事，写道：“是春，以例往松江谒直，指次浒墅。闻邓尉梅花盛开，遂轻舟人太湖口。自光福玄墓，留圣思寺四宜堂，信宿而返，舟泊枫桥，过寒山寺，夜已曛黑，风雨杂沓。山人摄衣登岸，径上寺门题诗二绝而去，一时以为狂。”这两绝便是颇为有名的《夜雨题寒山寺寄西樵、礼吉二首》，一日：“日暮东塘正落潮，孤篷泊处雨萧萧。疏钟夜火寒山寺，记过吴枫第几桥。”一日：“枫叶萧条水驿空，离居千里怅难同。十年旧约江南梦，独听寒山半夜钟。”古人往游枫桥，大都是为了寒山寺的缘故，如此一个小小丛林，千百年来能得游人的青睐，只是因为有了张继的那首《枫桥夜泊》，诗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因这二十八字，张继享受盛誉，寒山寺名重禅林，枫桥也随着名闻遐迩了。

　　自张继《枫桥夜泊》传唱后，南来北往的游人，凡到苏卅，都要去枫桥，都要去寒山寺，能诗者咏之以诗，能图者绘之以图，临流抒啸，信手拈来，无非是霜天钟籁。韦应物《宿寒山寺》诗日：“心绝去来缘，迹住人间世。独寻秋草径，夜宿寒山寺。今日郡斋闲，思问楞严字。”杜牧《怀吴中冯秀才》诗日：“长洲苑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惟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疏雨过枫桥。”程师孟《游枫桥偶成》诗日：“晚泊桥边寺，迎风坐一轩。好山平隔岸，流水漫过门。朱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头似雪，怪我到多番。”陆游《宿枫桥》日：“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风月未须轻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范成大《枫桥》日：“朱门白壁枕湾流，桃李无言满屋头。墙上浮图路旁堠，送人南北管离愁。”此外，沈周绘《八景册》有枫桥一景，文徵明绘《姑苏十景册》也有枫桥一景。关于枫桥与寒山寺，叶昌炽的《寒山寺志》是一本重要的文献，它对寒山寺的沿革、文物、碑石以及寒山、拾得的事迹作了考述，并选录了历代的碑志诗文，一册在握，可助游兴。

　　寒山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最初称妙利普明塔院，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相传唐诗僧寒山子，曾冠桦皮冠，披蓝缕衣，掣风掣颠，来此缚茆以居，终隐而去。故希迁禅师于此建伽蓝，遂额以寒山寺。北宋太平兴国初年，孙承佑重建浮图七层；嘉祐年间，仁宗赐号普明禅院。此后千余年间，寒山寺屡建屡毁，然香火延续未绝。至清同治年间，冯桂芬重修《苏州府志》，邀叶昌炽编撰“释道之宫”部分，叶昌炽“尝棹扁舟出游郊郭，问所谓‘寒山寺’者，断瓦颓垣，鞠为茂草，无论宋碑不可得，即文唐两碣，亦沦于灌莽之中”(《寒山寺志自序》)。虽说宣统三年(1911)程德全重建大殿，“长廊精舍，几为吴下精蓝之冠”，但及至三十年代，又十分萧条荒寒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秋雨中，柯灵先生曾往寻访，他在《枫桥的梦》中写道：

　　“我们相将跑过三重山门，一直跑过大殿，却没有遇见一位僧人，也没有进香的善男信女。殿上是炉冷香烬，让几尊不知是什么称号的佛像，寂寞地倚在壁角；有的瞪起眼睛，似乎要向我们诉苦抱怨。大殿后边的情景似更衰落。一间破屋里，除了满挂着流苏似的蛛网尘须，简直一无所有。屋前有一条走廊，环通到后面，人们依廊走去，希望万一再能发见点什么。走廊是在一个荒败的院落中间，满院子的断瓦颓垣，探头在瓦缝间的疏疏的秋草，廊上还点缀着一点人矢和兽粪。在我们默然走着的时候，正有寒蛩鸣秋，在静中唧唧作声。”

　　民国三十五年(1946)暮春，一位名叫赵德厚的昆明人也去访游，他在《探访寒山寺》中写道：

　　“这是天经地义，每所寺院应该有大门的，寒山寺的大门倒了，是改在后一进，大门倒塌不知起于何时，现在看来，两边竖立着的颓垣，当中就仿佛小小的城缺口，不知又起于何时，开辟给老和尚跑警报？老鸦吱吱地在树上叫，寺内非常凋零，除中层小小的一幢大雄宝殿是光绪末年新建，和背后侧边的一座钟楼稍微粉刷外，一切厢房内室，陈破不堪，那些占碑古迹，被捶帖的人弄得油乌墨染，看去多不顺眼！原先镶在大门头上的斗大三个‘寒山寺’大字，却利用在房背后砌了大山墙，令人看了，非常心酸！这就是中国的名胜古迹！”

　　也就是这位赵先生，记下了他在钟边看到的一篇文章，那是住持培元写给游客看的，文章写道：“本寺唐钟炼冶超精，云雷奇古，波砾飞动，扪之有棱，于民国初年被日人盗去，康有为先生遂有‘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勿使丰于又饶舌，化人再到不空空’之咏，此钟为日人所铸还者，窃盗经过，铸明钟身，可资证明，尚悬十方善士，护法宰官，共起追究，以保国粹。”当时抗战胜利伊始，国土重光，向日人的掠夺发难追究，确乎体现了一种民族的精神。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寒山寺经多次全面整修，新构建筑，拓宽和美化了周边环境，远望则梵宫殿宇隐隐于黄墙绿树之间，吸引着中外游客纷纷前去，礼佛听钟，寻幽访古。虽然它仅是一个小小的寺院，但含有的文化意义是非常丰厚的。

　　枫桥历史上，最有英名的人物，大概就是颜佩韦。颜佩韦是镇上一位商人的儿子，因见义勇为而名垂千古，流芳百世。事情起因于天启五年(1625)四月，魏忠贤兴大狱镇压东林党人，矫旨遣派一批又一批缇骑到江南，逮捕东林党人，他们捕人索贿，拢乱乡里，民众怨声载道。缇骑在浙江嘉善逮捕了魏大中，解押途经苏州，另一位东林党人周顺昌便到舟中与他款语叙谈，对饮相慰，为了表示自己的同情及与逆党誓不两立的决心，周顺昌将自己的女儿许给魏大中的孙子魏柟，并指名道姓大骂魏忠贤。魏忠贤知道了，十分忌恨。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遣派缇骑逮捕周起元、周顺昌、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高攀龙、黄尊素七人，高攀龙在逮前投水自尽，另六人下镇抚司诏狱，后相继死于非刑，史称“七君子”。这次诏狱，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苏州市民抗暴斗争。三月十八日，市民万余人聚集雨中，进行抗议活动，以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马杰、沈扬五人为首，击毙缇骑两人，声称为周顺昌申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读之变”。姚希孟在《开读本末》中记道：“缇骑见议不决，手锒铛掷于地，大呼囚安在？众怒忽如山崩潮涌，砉然而登，攀阑折楯，直前奋击。诸缇骑皆抱头窜，或升斗拱，或匿厕中，或以荆棘自蔽，众搜捕之，皆搏颡乞命，终无一免者。有蹴以屐，齿人其脑立毙。”据朱长祚《玉镜新谈》记载，活跃于抗暴始末的，还有吴时信、刘应文、丁奎、季卯孙、邹应贞、戴镛、杨芳等人，他们都属苏州的下层市民。当天傍晚，缇骑往浙江逮治黄尊素的船只正好停泊在胥门城下，“于是众皆乘势走胥江城下，焚其舟，投其纛于河，而所赍贺贴遂失，不知所在。缇骑迫，皆泅水过西岸，西岸多田夫，以耰锄代梃逐之”。当时，事态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颜佩韦等五人是怎样想的呢？《人变述略》记道：“五人者谋日：‘我辈拼死为国除害，合以千众下武林，杀税使，焚其府；以千众下昆山，尽顾秉谦之家。然后自囚请死，虽寸磔有余快。’颜佩韦日：‘不可，吾侪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贤士大夫尚多，使置我辈而反借此倾诸贤，是我辈累之也。”颜佩韦等五人为保全城百姓免遭涂炭，挺身自投，甘当一死。是年闰六月他们被处极刑，就义前，苏州市民数万人含泪与之诀别，颜佩韦等挺然日：“我为清官死，死有余荣。”开读之变后，苏州市民继续抗议，机匠“不行机织”，“负担者息肩，列肆者罢市”，“互戒天启钱不用，各府县皆和其说”，“凡私禁十阅月”(《二申野录》)。巡抚毛一鹭本为阉党，苏州市民对他恨之入骨，曾在夜间贴对联于军门鼓楼之上．联日：“拔一毛一毛不肯，杀一鹭一路太平。”(《启祯两朝剥复录》)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死，魏忠贤失势，不久便在阜阳客栈畏罪自缢而死。虎丘山塘青山桥畔本有一处普惠生祠，系毛一鹭用拆毁无锡东林书院的变价银两，为魏忠贤建的生祠，东林冤案平反后，苏州市民一夜之间将阉祠拆尽，将五位义士重新敛葬于此，题名为“五人之墓”，张溥撰写了《五人墓碑记》。颜佩韦等五人的英雄事迹受到人们的赞扬，清人蒋士铨诗曰：“断首犹能作鬼雄，精灵白石走悲风。要离碧血专诸骨，义士相望恨略同。”又顾震涛诗日：“嗟哉五义人，骨瘗山塘路。松楸满石门，英灵此中聚。悲风吹落叶，明月照幽树。罪自阉党来，死共忠介去。离离冢前草，千古令人慕。”江村桥畔的颜佩韦故居，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这是颇为可惜的事。这样一位“生于编伍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人物，实在是枫桥的骄傲，对他的纪念，大概比新建一条吟咏“夜半钟声”的碑廊来，意义要大得多。

　　枫桥最早的园墅，或许便是北宋时的三瑞堂，为孝子姚淳所居。《中吴纪闻》卷二记道：

　　“阊门之西，有姚氏园亭，颇足雅致。姚名淳，家世业儒，东坡先生往来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称，所居有三瑞堂，东坡尝为赋诗云：‘君不见董召南，隐居行义孝且慈。天公亦恐无人知，故令鸡狗相哺儿，又令韩老为作诗。尔来三百年，名与淮水东南驰。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时有。枫桥三瑞皆目见，天意宛在虞鳏后。惟有此诗非昔人，君更往求无价手。’东坡未作此诗，姚以千文遗之。东坡答简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书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缘，除长物旧有者，犹欲去之，又况复收邪？’固却而不受。此诗既作之后，姚复致香为惠。东坡于《虎丘通老简》尾云：‘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买为它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致，此恳。’予家藏三瑞堂石到，每读至此，则叹美东坡之清德，诚不可及也。”

　　这是一段苏轼在苏州的故事，姚淳是他的朋友，来苏州便住姚淳的园居里。姚淳以孝闻于里，先墓上有甘露、灵芝、麦双穗之异，故名堂日三瑞，拟请苏轼品题，苏轼为之赋诗，歌咏了姚氏的孝道，但既不受千文之酬，也不受八十罐香，表现了一种高尚的品德。《中吴纪闻》的这段记载，似乎很值得如今的文人学者一读。

　　在枫桥江村桥南，乾隆时又有江村山斋，主人王庭魁，字冈龄，工诗善画，多藏名迹，因宗法文徵明，改斋名为小停云馆。未久，其婿袁廷栖继为主人，易名渔隐小圃，袁枚《渔隐小圃记》记道：“吾宗有贤日渔洲居士，居士有园日渔隐小圃，在枫桥之西，袤广百弓，客之往来于吴会者，可以泛杭而至。去年予初游目，见有所谓无隐山房者，仿山谷答长老之旨，植桂甚繁；足止轩者，仅容二人膝语，甚奥；燕睇堂者，长屎重撩，可以张饮会宾，甚恢宏；列岫楼者，遮逃穹窿、灵岩诸峰，甚旷。其他，馆日鸟催阁，日来钟亭，日小衡山；池日戏荷，率皆回峰纡流，有压厩晃漾之观。”这大概还是小停云馆的旧景。不久，渔隐小圃又归廷栖之弟廷梼，重加修葺，园景之胜更盛于前，王昶《袁又恺渔隐小圃记》记道：“又恺之兄，冈龄女夫也，故是圃归袁氏，又恺拓而新之，名渔隐小圃。于是春秋佳日，复命俦啸侣无虚日，而远方贤士大夫过吴者，孥舟造访，填咽于江村桥南北。尊酒飞腾，诗卷参互，更非冈龄所能逮矣。”据记载，渔隐小圃广约百步，有贞节堂三楹，后为竹柏楼，楼旁为洗砚池，池水湛碧，芙蕖花时，香满庭户。沿池遍植木芙蓉，有径达梦草轩，又有不系舟、水木清华榭、五砚楼、枫江草堂、小山丛桂馆、稻香廊、银藤簃、挹爽台、汉学居、红蕙山房诸景。五砚楼为主人藏书处，以藏元明间袁氏名人所遗五砚得名，钱大昕《五砚楼记》记道：“暇日坐楼中，甲乙校雠，丹黄不去手。其楼四面洞庭，迥出埃濭，灵岩、天平之紫翠．望之如可摘也；支硎、法螺之钟磬，招之若相答也。前俯澄碧，旁植花竹，挹风土之清嘉，屏丝管之嘈杂，予盖尝裴回徙倚焉，而不能去也。”枫江草堂为园中静谧去处，戈载题朱立斋绘《枫江草堂图》词日：“钟声一杵寒山近，空帘片云飞起。竹径扫苍苔，有林泉清致，琴书尘静洗。展缃帙，古香盈几，屋角春星，门前秋水，北窗闲倚。能几赏音人？鸥盟冷，霜枫更添愁思，隔岸结比邻，赌花闲吟事，修箫曾共拟。倘商略彩笺银字。好携酒，晚唱沧波，把钓竿还理。”由于主人耽吟好客，渔隐小圃又地处城郭与西郊山水之间，况且枫桥既有商埠的繁华，又能得旷然清丽的田野风景，因此这里自然成为文人雅集的最佳选择。陆鼎《渔隐小圃雅集图序》写道：“人其圃，竹树幽森，廊榭缭曲，一楼当西山之缺，晴翠飞落几席间。登斯楼，衣裾尽碧，无不翛然意远，想见玉山清閟之胜，而仿佛其人。于是吴之诗流。以及四方名士，常相过从。岁丁巳秋，丛桂盛开，主人张筵饮客者三日，人各有诗，以巨册连书之，属余为图，以冠其首。亭林觞咏，东南罕觏，非主人之贤，乌足以致之？”这样的胜会，实在是很让人神往的。袁氏之后，渔隐小圃为查氏所得，易名绉云别墅，园池渐渐荒芜，惟旧楼尚存，菜花黄时，可登楼远眺，故名为菜花楼。

　　渔隐小圃之外，枫桥还有段玉裁的一枝园、顾广圻的思适斋、徐德源的劲节楼、陈莘田的养素园等园墅，但如今都已经踪影难觅了。

　　南宋时的江南是全国最大的粮仓，谚语有“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这里出产的稻米，远销各地。进入明代以后，江南的商品经济向纵深发展，以水稻栽培为主体的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大量耕地改种经济作物，以经济作物及其加工业为主体的新型结构，逐渐成为主业，因此江南地方由输出粮食变为输入粮食。晚明人黄希宪在《抚吴檄略》卷一写道：“吴所产之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之米不特浙属藉以济运，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商品粮大量输人，使得米市兴旺，《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写道：“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这就在江南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而苏州米市，以枫桥为最，乾隆《苏州府志》称“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因此作为米市的枫桥，是很值得一谈的。

　　枫桥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车所从出”(《吴郡志》),运河与长江相连，载重三千石至四千石的梁头大船，可从长江抵达，因此“水陆便利，以集商贾”，“百货之所聚”，“为储积贩贸之所会归”(康熙《长洲县志》)。早在明末清初，它的商业地位已在山塘、浒墅之上。康熙中叶以后，枫桥作为米粮集散中心而日趋显赫，雍正时人蔡世远曾这样说：“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枫桥米市的形成，在方志里有明确的记载，乾隆《苏州府志》称“为水陆孔道，贩贸所集，有豆市、米市”；乾隆《江南通志》称“为南北要冲，地介吴、长二县，各省商米豆麦屯聚于此”。首先，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之地仰赖枫桥米市，乾隆十三年(1748)上谕：“浙西一带地方所产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广客贩米船，由苏州一路接济。”(《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四)其次是浙东的金华、衢州、严州、宁波、绍兴、台卅六府，以乾隆十六年(1751)为例，“浙商贩米数十石及数百石者，在苏卅采买，均有浙省藩司及温、衢、台、宁四府印照。查苏城两月之间，卖米二十三万九千石。”(《清高宗实录》卷四百零三)再次是福建一带，福建巡抚毛文铨在雍正四年(1726)奏曰：“江南本地所产既饶，而湖广之米日至苏州者不可胜数。臣查苏州之米，须从乍浦由海运来闽。”(《雍正朱批谕旨》)这反映了枫桥米市对福建的重要，枫桥米行商人还每年招揽福建买客，给予包送至乍浦出海的优惠。这种办法开始于康熙中叶，苏州织造李煦在四十五年(1706)奏曰：“各行家有揽福建人买米，每石价银一两八钱，包送至乍浦出海，以致本地米价顿贵。”(《奏报苏州米价腾贵摺》)可见由于枫桥米市的流通量极大，大到足以左右苏州米价的上下，如雍正五年(1727)苏州巡抚陈时夏所奏：“臣查苏州地狭民稠，产米无多，即系丰收，亦资江、广之米以敷食用。今闽省已经搬运三万余石之多，若复接踵而至，必致苏州米价高昂。”(《雍正朱批谕旨》)另一个影响枫桥米价的因素，是湖广、江西的产量。雍正年间，湖广、江西在枫桥集散的米粮在一千万石左右，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超过漕运米粮的总额。如果年景正常，湖广、江西米粮供应正常，枫桥的米价也就比较平稳，反之，米价就会波动，当然仰赖枫桥米市的浙闽，米价必将随之波动。因此，当时苏州流传一首民谚：“探听枫桥价，买米不上当。”枫桥米市的盛况，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寻觅，已没有一点踪迹。据说，当年枫桥米市普遍采用一种标准粮斗，俗称“枫斛”，想来“枫斛”大概还能找到，这便是枫桥处于当时经济活动重要地位的证据。

　　苏州风俗有“养叫哥哥”者，《清嘉录》卷九记道：“秋深，笼养蝈蝈，俗呼为叫哥哥，听鸣声为玩。藏怀中，或饲以丹砂，则过冬不僵。笼刳干葫芦为之，金镶玉盖，雕刻精致。虫自北来，薰风乍拂，已千筐万筥，集于吴城矣。”案引《瓶花斋集》曰：“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者，京师人呼为蝈蝈儿，南人谓之叫哥哥，喜捕养之，食丝瓜花及瓜练，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露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苏州城中的叫哥哥，大都由枫桥贩去，而枫桥上最有名的叫哥哥行为戴氏所业，《吴门表隐》卷一记道：“叫哥哥(虫名)行，枫桥王路庵戴氏世业。”近人范君博《枫桥杂咏》咏道：“蝈蝈初鸣暑气酣，楸花照眼更墙南。篾丝笼子戴家好，要买枫桥王路庵。”这大概也与枫桥作为水陆码头有关，既有养虫之人，也就有贩虫之商，千里迢迢将虫返来苏州，停泊枫江。络纬啼残，凉秋已到，豆棚瓜架，声声慢诉，想来这会给羁留枫桥客栈的商人，带来一点喟叹，带来一点思乡的愁绪。

　　而枫桥最热闹的岁时盛会，是五月五日端午节开始的划龙船，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山塘竞渡》条记道：

　　“龙船，阊、胥门，南北濠及枫桥西路水滨皆有之，各占一色。绣益霓旌，四围遍列。舱中鼓乐笙箫，粗细间作。两旁划桨十六，曰划手也。篙师执长篙立船头，日挡头篙也。头亭中选俊童装台阁故事，曰龙头太子也。尾高丈许，牵彩绳，令小儿水嬉，有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诸戏，曰鸦梢也。舵为刀式，执者曰挡舵也。画舫游客争买瓦罐掷诸河，视龙舟中人人水泅取，以为娱乐，曰磐罐头也。取罢受赏，曰做胜会也。其时，先有船长手执五色旗插画舫楣，诸龙舟视旗插处，必回向盘旋，曰打招也。于时，水珠飞溅，鼓乐杂奏，画桡鳞次，聚观曼衍，彩旗飐空，锦标悬竿，波起龙跃．云摇风举，往来倏忽，粲如霞锦。士女靓妆炫服，倾城出游。藻川缛野，楼幕尽启，罗绮云积。山塘七里，几无驻足，河中船挤，不见寸澜。操楫之子，使船如马。船窗洞达，玻璃与水，相映若一。庶羞既设，肴胾杂陈，珍错异品，咄嗟而办。小饭大歠，筵费万钱，欢笑远闻，杯盘狼藉。岸则居奇列肆，抟土为人，劈缯为衣，偃师百变，应指而走。童孩戏耍之具，吴人见惯弗异，远客偶睹，张目哆口，移昝弗去。商贩贸易，所在成市，半月始罢，总之曰划龙船市也。至于阳鸟寝耀，燃灯万盏，烛戁成山，月波摇白，尤为奇观，则称镫划龙船。郡中踹布坊人群操小舟，鸣金伐鼓，划桨如飞，错杂其间，则称烟囱龙船，嘈聒可厌，而彼自为乐也。夫其繁费无度，作为无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顾吴俗华靡，而贫民谋食独易。彼其挥霍纵恣，凡执纤悉之业，待以举炊，而终身无冻馁者比比也。此亦贫富相资之一端，为政者，殆不可执迂远之见，以反古而戾俗也。”

　　划龙船，为的是纪念伍子胥，及至明清，也就成为“娱乐搭台，经济唱戏”的一次活动。取地不但有河道，而且都是商业中心，如山塘、阊门、胥门、南濠、北濠、枫桥都是商贾云集之地。参与竞渡的龙船，大概也是分行业的，可视作本行业的一次广告宣传活动，踹布坊人的龙船称“烟囱”(《清嘉录》称“烟囱洞”)，想来它的样式有点滑稽，倒反而引人注目了。郡中士女倾城而出，一是为了看龙船竞渡，二也是为了购物消费，所以“商贩贸易，所在成市”，并且持续达半月之久。小商小贩也藉以生意，使得来年不受冻馁。《吴郡岁华纪丽》的这段记载，主要写山塘竞渡，枫桥的情景大概也仿佛，“风卷龙髯雪沫飘，紫檀截管玉装箫。绝怜天上霓裳曲，吹遍红阑四百桥。鼓翻旗飑跃凫鷖，鹄舫窗开粉黛齐。贪看波心龙影乱，忘人偷眼柁楼西”(顾嗣立《竞渡词》)。足见吴下风俗华侈的一端。

　　枫桥东堍的铁岭关，系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抗倭而建，为苏城三关之一。当时倭寇侵扰苏州，都从金山卫进入，由内河至太湖，经木渎、枫桥而进犯阊门。因此铁岭关是苏州城西抗倭的一道屏障。据崇祯《吴县志》记载，其“方广十三丈有奇，高三丈六尺有奇，下垒石为基，四面起爆甃砖，中为三层，上覆以瓦，旁置多孔，发矢石铳炮”。清道光十年(1830)，改为文星阁，然因年久失修，砖石剥落，杂树丛生。1986年重修，并再建堞楼，关垣厚实，关门坚固，有甬道可至枫桥镇，甬道两侧有小室，设梯登楼，可供游人眺览。